编者按：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 周年之际出版发行。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的又一部大型领袖人物传记，它全面记述了邓小平同志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又复出工作的这70 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他在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历程中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同时，传记还展示了传主在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历史关节点的深入思考与实践轨迹，以及他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崇高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境界和品格风范。
一九六○年冬，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连续两年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后果日益凸显，加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巨大，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特别是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为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实际产量减少六百亿斤。一九六○年粮食产量又进一步下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还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由此，城乡居民粮食供应量大幅度减少，一些地区饿死了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原本希望通过“大跃进”运动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过上较好的生活，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和教训，努力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进一步分析国内形势，确定和落实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按照惯例，全会前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拟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等，并讨论整顿工业企业的问题。
三年“大跃进”给工业企业造成很大损害，管理混乱，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等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严重，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降低。
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议，起草一个像上年中共中央针对农业问题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信”）那样的，主要讲工业整风方面政策的“宪法”式的文件。他说：
“现在摊子相当乱，要把总政策理出来，然后分口搞指示。如，工农业挂钩，工业支援农业，一定要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厂厂协作不允许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搞走，这些在政策上都要规定清楚。过去行之有效的对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整顿的制度也要写进去。现在对纠正农村错误已有一套方法，工业方面掌握材料还不多。工业情况同农村不同，生产是连续不能停，破坏起来损失严重，厂矿企业整风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口号下整。”
他还联系农村“共产风”和弄虚作假的现象，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制度和纪律”，工业企业整风要分批和有步骤地搞，要求少讲多做，从正面批评缺点，并要讲得适当。
邓小平这时对工业发展形势的看法还比较乐观。他认为：工业生产集中，工人队伍也比农民好些，整顿见效快。今后两年只要抓好农业，放慢工业发展速度，补充缺口，搞好生活日用品生产，再把干部、劳动、技术改革等一系列的政策认真搞好，把过去有的章程加以恢复，这样矫枉过正几年就好了。
这是邓小平在随后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最初酝酿。制定这个条例，成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提出要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会议总结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形成《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提出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这些，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克服经济困难的方针政策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邓小平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还一边处理了几件急迫的事情。
从一九六○年夏季以来，全国许多地区严重缺粮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存粮多的够用数十天，少的则用不到一个星期。在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两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粮食问题。他提出，首先要保证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供应，否则会出大问题。他同意周恩来再增加进口一批小麦的建议，同时又指出：“进口粮食是额外的，基础还要建立在自给上”，“一定要低标准，‘瓜菜代’搞三年”。他集中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提出要全面安排城乡群众生活：城市要抓好三店（粮、煤、菜店）一堂（食堂）的工作，以使群众情绪安定。农村要抓紧落实“紧急指示信”，自留地和养猪等政策还有些要补充。要把基本建设速度放慢，多用到轻工业和民用生产方面。他还提出，要把有关政策定一下，严格控制财政、金融、基建、材料调拨等。他设想，通过“在整风中把干部积极性搞起来，把生产搞好”，“再加上利用国际条件，进口三年粮食”，渡过经济困难。他说“总要花三年时间转过来”。
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一些具体办法，也初步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些思路。
邓小平一直关注西藏的工作。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第二天，他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刚从西藏考察回来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杨静仁的汇报。西藏从一九五九年平叛以来，基本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民主改革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熟悉西藏工作的邓小平觉察到，中共西藏工委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急躁情绪，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子迈得大了一些。
上年十月下旬，中共西藏工委曾向中央书记处提交《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列举了西藏农业区民主改革任务完成后出现的一些好情况，认为“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在西藏地区已开始出现了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某些条件”，从而提出“在今冬明春在农业区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自治区、专区、县三级试办”，各级“试办一个或两个”。中共中央收到西藏工委的报告后，立即于十一月十五日发出通知，指出“西藏地区在几年之内不应试办合作社”。通知尽管发出了，中央还是有些不放心，请正在西藏协助西藏工委工作的杨静仁作实地考察。
邓小平在听取杨静仁的汇报后，坚决地指出：西藏工作要接受内地教训，政策要防“左”防急，要稳。“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例如粮食统购统销的限度，要根据习惯、条件逐步来。要休养生息，改革后让农民生活天天向上。把内地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手工业方面要兴办一些。粮食要少征购，让农户存粮自己交换”。“总之，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修点房子。不要公家‘顺手牵羊’。这个政策恐怕不只三年五年，而是十年八年。这样安定下来。农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团一团上，包括牧区，要一家一家算。要让群众真正满意。合作社五年内不搞，让农户富起来。”
邓小平这时明确提出“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户富起来”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这虽然是对西藏情况说的，但实际上反映了他关于调整农村政策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十多年后，他领导和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初衷还是为了让农民富起来。
邓小平还指示李维汉主持搞一个能够“管五年”的关于西藏工作指示，“把经济政策、统战政策等包括在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李维汉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对于稳定西藏各方面工作的政策和西藏发展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讨论通过李富春《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最初是李富春在一九六○年七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鉴于当时发现的问题，提出应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整顿、巩固和提高。他同邓小平交换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认为应该将其作为编制一九六一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八月，国家计委即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国务院审议这个报告时，周恩来提议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充实”二字，由此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是调整，主要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结构、比例，巩固生产建设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初步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这几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存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没有准确了解城市和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情况不明瞎指挥。为此，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我们党在历史上做调查研究是比较认真的，近些年来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一个实事求是年，使各级领导在工作中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于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即决定南下浙江、湖南、福建、广东、贵州和四川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行前，邓小平安排了中央书记处和他所分管的铁道部、石油部的工作。铁路运输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他一直是紧抓不放。一月二十四日，他听取铁道部负责人的汇报。三天后，他亲自召集铁路系统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铁路工作情况和改进铁路系统管理体制的问题。考虑到铁路运输管理工作的特点，他在讲话中要求，铁路部门立即建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党委书记兼管政治部，搞半军事化的组织，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铁路正点运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提出要尽快恢复包乘制和包检包修、经济核算、客货运整理、安全检查等制度，“要搞奖励制，不要搞平均主义”。后来，他从南方调研回京后，又于三月八日和二十八日，两次听取铁道部负责人的汇报和布置检查工作。
这一时期，在邓小平的严格指导督促下，铁路系统在全路开展安全正点立功运动，普遍建立了以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使铁路运输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保持畅通无阻，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邓小平偕同杨尚昆等一行乘火车离京南下。他们先在上海、杭州短暂停留，于二月一日到达福州。在福州，他们考察了漆器厂、木刻厂、石刻厂和特种工艺展览以及福州市郊的黎明人民公社，了解工农业生产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四日晚，他们到达湖南省株洲市。五日，参观了株洲市的三三一厂和三六一厂。这两个工厂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建设中的两个项目，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导弹生产厂和冶炼合金厂。邓小平叮嘱厂领导说：“搞工业是科学，蛮干不行。过去几年的教训，把老本吃光了，虽然跃进了，但不持久，坐飞机上去，坐电梯下来。在今后的日子里，领导干部要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变外行为内行。”
接着，邓小平一行先后到达广州和昆明，并短暂逗留。在昆明过春节后，他们乘飞机到达成都。在成都郊区的金牛公社，他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后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还专门谈到金牛公社的情况。说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像长得那么坏的庄稼”，之前社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他们就是不搞”，“十二条一下去，就看到那里的人在拼命干”。由此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政策对，也要方法对，不能只简单靠政治挂帅，当然政治挂帅一定不能丢，“但是没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还是不行的。没有按劳分配，他就不尽所能”。
邓小平一行返京时路经河南，考察了还没有完全竣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时大坝已经完工，雄伟的一百多米高的大坝锁住了肆虐的黄河。邓小平登上坝顶，看到碧波荡漾的人工湖，高兴地赞叹“黄河水清了！”他提醒在场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要认识到改造黄河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晚上车到郑州，他们又在火车上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工作汇报。河南省在“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大搞高指标、高征购和几个“大办”，再加上两年的自然灾害，一九六○年冬天出现严重的非正常人口死亡。这时省委正在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整风整社工作。邓小平嘱咐他们说：“战胜困难的关键在于调动积极性，一个是干部的积极性，一个是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干部的处理宁肯不及，不要过，不要随便戴帽子。”“重要的问题是鼓气，不要灰溜溜的。要多种蔬菜，多养猪，搞好群众生活。”
这期间，毛泽东正领导着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作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紧急指示信”贯彻后，农村纠正“五风”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社队规模过大，特别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非常突出，导致群众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外，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各自的职权是什么，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公社的领导体制基本是“党委书记一长制”，非常容易再度产生“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问题。为了调整人民公社的政策，改善和加强人民公社的管理，毛泽东在南下调查研究中，开始着手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
三月四日上午，刚刚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就同周恩来、彭真一起乘机飞往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讲话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提议全国六个大区分片在北京和广州召开会议，深入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和正在由陶铸、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六个大区的分片会议于三月十日、十一日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和西南三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东北、华北和西北三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提倡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亲身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并在会上印发不久前刚找到的他三十年前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编者注）。三月十三日，他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参加“三北会议”的人写信，要求他们对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其中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三北会议”第二天，西北各省、区和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就提出把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的意见，这就要改变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邓小平和周